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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九章 比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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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从行政人员的总支出上来统计,实际武汉要比洛阳支出还要大。以“不良人”为例,京中“不良人”除了自身俸禄之外,养亲随、伴当、马夫、车夫,都是要自己掏钱的。

    但是在武汉,“不良人”就彻头彻尾成了相当规范的“便衣警察”,吃什么饭当什么心。同样都是“警察”,“不良人”是不能捞过界到“交通局”的。衙门和衙门之间由上方统筹,办公一应开销,在武汉是有大量的“票证”存在,于是就有了“报销”的概念。

    一般的“不良总帅”,还真不愿意养什么亲随、伴当,因为这钱能不能搂到手,是不敢打包票的。

    江汉观察使府时不时搞一波“整风”,烈度不大,但效果还是有的,尤其是武汉之外还有个朝廷在,内部竞争没有到酷烈的程度,但也巴不得竞争对手赶紧滚蛋。

    府内公共开支规模极大,每年除了个别工程需要用到“徭役”,大部分时候,还是用米面粮油等实物或者现金来雇佣人工。

    纯粹的发动民夫不是没有,包干区、生产队等等组织单位,依旧是和资源、利益息息相关。

    比如修堤,整饬过后的某一段干渠,可能就会转交给某个包干区的生产队。沿江新田都算得上良田,组一个农庄出来,约定五年或者十年为单位,再加上府内统筹收购,那就不会亏。

    在这个过程中,同样会诞生新的小农阶层,只是他们因为脱离了庞大的宗族,自然抗风险能力就差了许多。往往新生的小农只有两三年,就会把手中的土地出脱给江汉观察使府。

    说到底,武汉比较特殊,小农的粮食在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。而武汉又有大量的市民阶层,出卖服务远比出卖粮食要来钱多来钱快。

    倒不是说小农没有远见,而是武汉没有给小农太多慢悠悠发展的空间。

    仅仅是单身汉自吃自用肯定是没关系的,但只要单身汉想要结束单身生涯,想要讨个老婆,这就出现了价值冲突。

    在武汉,娶妻终究是要掏钱的,在大量工薪阶层的子女已经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,如果自己的子女无法接受教育,或者无法接受比较先进的教育,婚姻的价值取向就会出现偏差。

    这还仅仅是一个不算基本的变量,至于江夏或者汉阳有一套还算不错的宅院,那大概就是乡下大地主的一点点念想。

    更让武汉本地小农感觉痛苦的是,武汉对周围州县的农民,更加友好,往往一次团购,可能就是百十万斤粮食。而这样的团购,可能只是府内引导,商人为了拍马屁,随手之举罢了。

    对江夏和汉阳来说,长江在侧,近一点远一点的粮食,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。

    多重作用下的武汉现状,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行政成本,但同样的,相较洛阳极其低下的效率,武汉行政成本的增加,其实是理所当然、十分必要的。

    站在两百万人口的门槛上,武汉要面临的挑战,远比跟唐朝朝廷来一场捉对厮杀还要大。

    两百万人口,需要增加大量配套的基础设施,除了武汉体制所必然配备的教育设置之外,诸如道路、消防、治安等等部门,专业技术人员的招聘、培训、上岗,就是相当消耗精力的事情。

    以消防为例,尽管属于临江城市,但武汉不论江南江北,都是大量的木制建筑或者砖木混合建筑。一旦爆发火灾,扩散起来的范围就不是一户两户一家两家,而是一个片区一个片区地遭难。

    针对这种情况,不论江夏还是汉阳,亦或是新置的咸宁市,在划分居住区、工业区的时候,都是呈现一种条块分明的状态。每个街区的节点上,都会有消防作用的水塔,城市的排水系统,也要考虑排水渠要承担防火沟的功能。

    这种看似历朝历代一脉相承的城市布局,其实内在区别极大,安防人员需要的素质,绝非是传统的“贱籍力夫”。

    当灭火也需要相当专业的技能时候,等于一个全新的职业,就这样诞生了。

    类似消防这种情况的,自然还有相对亲近的“警察”,概念上的“片儿警”,以半官方半民间的形式,出现在贞观朝的武汉。

    “片儿警”的来源多样,可能是某个工业区的头面人物,也可能是地方“乡贤”的亲眷子侄,总之,他们需要在官方有“印象”,在民间有“威望”。作为武汉官府和百姓之间的缓冲带而存在着,当事情无法调和的时候,自然而然地,就成为武汉的“粮官”,武汉官方就会学习孟德公,借他“人头”一用,来安抚军心。

    当然不会真的剁了人头,但各种猛如虎的操作,还能能够唬住大量不明真相群众的。

    至于事后偷偷地给个补贴,让他们换个岗位再就业,也算是基本操作。

    武汉各种原因各种条件催生出来的各种职业,只能在武汉的体系中发挥最大的能量。假如整个天下都是武汉的体系,自然是不必担心这样那样的风险。

    但因为大唐朝廷的客观存在,武汉是以“异类”的形式示众,这也使得各种新生职业的从业人员,尽可能低保证武汉的存在。

    因为只有武汉存在着,他们自己的存在,才有价值,才有意义。

    洛阳外朝的官僚们,如今多有“言必称武汉”,多以武汉上下办事的效率如何如何来说话,但却忘了,武汉上下的效率之所以“高”,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在洛阳的存在,才逼得武汉不得不“高”。

    吃卡拿要、坑蒙拐骗、敲诈勒索……武汉官场并不比洛阳官场好到哪里去,只是相较洛阳那种烂到令人发指比起来,武汉只是烂的稍微和蔼可亲一些。

    于是乎,在经过一系列的比烂之后,武汉因为烂的不够彻底,自然而然地“脱颖而出”。

    又当长孙皇后准备起用女官时,朝野上下本该反对声阵阵,结果因为武汉官场的客观存在,这就使得互相抬杠居然变成了一起胡吹。

    真正铁了心要反对这个政策的,只有在某些领域跟武汉势不两立的国子监而已。